我国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数跻身世界前五

心的主导（心统性情）不仅在价值层面引导着性、情的发展，而且具有成就人性的作用。

[78] 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纲要》，《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66] 这三种人都是与人无争的，然而恰恰不是孔子的态度。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孔子 管仲 。[70] 王先谦：《荀子集解·不苟篇》，第50页。上文已经谈及，对于管仲之仁，孟子的定性是以力假仁[33]，荀子的定性是依乎仁而蹈利[34]，朱熹的定性是未得为仁人。孔子的轴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79]，就是以仁释礼。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人君与邻国为好会，其献酢之礼更酌，酌毕则各反爵于坫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儒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新儒家提出的内圣转出新外王曾经是一个重要议题，围绕如何转出的问题也曾有过很多的争论。

李存山不仅在宋学研究中表彰范仲淹，同时也指出，理学史上范仲淹的地位被周敦颐所遮蔽了，以至于至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范仲淹不受重视，这一现象也是需要反省的。从政治上看，它是思想史上的浊流。也就是说，从民本向民主的推进，亦是儒学自身发展的要求。这里的理学其实也相当于宋代复兴的新儒学，也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宋学。

范仲淹不仅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而且也是宋学建立阶段的组织者和带头人,6但是，漆侠又根据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所写的《王安石传》中说的：(安石)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他们对第一的理解有一些偏差。

24李存山:《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160—161页。第三，如何看待儒学的历史局限性?理学家主张的格君心之非,主张得君行道的理想最终也以失败告终。28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页。12在后来新版的绪论中，蒙先生更加明确地指出：北宋初年的儒学运动，是以‘庆历新政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

理学的气质是在同现实的冲突斗争中逐渐形成的。这个转型虽有外在的刺激，但更有内在的动因。30李存山:《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324页。第一，指出了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之间的变化，王安石思想前后的转变。

李存山通过对宋代儒学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通过总结理学家得君行道失败的教训，通过对传统儒学内在缺陷的反思，最终认为必须改变‘私天下的政治格局，必须从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走向民主。由此可见，李存山依然继承的是五四精神，认为儒学有根本的缺陷，因此中国文化必须要有一个现代化的转型。

吾观范文正之于庆历，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呜呼!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丰、元祐之法不变。李存山认为，历史地来看，导致理学外王弱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熙宁新法而引起的。

17李存山:《范仲淹与宋学之开端》,见氏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第76页。宋学又成了重义理的代称。23邓广铭:《略谈宋学》,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130页。李存山在这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和示范作用。同时，这个转型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个转型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有益的。当然，他也指出：司马光等旧党在与王安石的新党争论时亦有其缺陷，即他们受义利之辨的束缚，又受王安石新党的‘挑激,而讳言财利，没有向宋神宗陈明如何解决国家的财用问题。

由于宋学的提倡者邓广铭和漆侠一生致力于王安石的研究，且对王安石评价非常高，因此他们研究宋学,自然就重王安石新学而贬低二程洛学。5 漆侠尽管也认为，在宋学建立阶段，范仲淹有其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

宋明理学的局限，当然也是先秦和汉代儒学之局限的一个延伸。8邓广铭:《略谈宋学》,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139页。

13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4页。由于李存山对于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基本肯定的态度和当今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一致的，那么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就会陷入思想史评价的扞格难通。

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宋元学案》卷首序录),这是理学史上为人所熟知的。(卷一) 李存山指出：这就是说，宋政之乱源于庆历新政之后熙宁变法的转向，即其转向为汲汲于理财的‘急政。19李存山:《宋学与〈宋论〉》,见氏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第140—141页。4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见《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0页。

21李存山:《关于列宁评价王安石的误引》,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154—157页。所谓第一,一人认为是最早，一人认为是最高。

李存山还指出，对王安石的思想也要整体、全面地把握，要看到他的思想前后的变化。7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看出，漆先生的观点是，范仲淹是宋学创立阶段的带头人,但就宋学的整体发展来看，还是王安石的作用更为重要。

这是继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之后的又一成功典范。周敦颐在南宋时期就被认为是道学的开山，在理学发展史上一直享有重要的位置。

在后来的宋学研究中，宋学成为了一个史学概念，主要是研究者从史学的角度，尤其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宋代儒学做的历史的研究，他们所预设的前提甚至反对的目标，主要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到朱熹提出《白鹿洞书院揭示》,道学家的书院就只重视明人伦了。学者经常引用所谓的列宁评价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但据李存山的考证，这其实是一个误引。16李存山:《范仲淹与宋学之开端》,见氏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0—85页。

13蒙先生还指出，范仲淹是宋代理学的倡导者,欧阳修也是理学思潮的重要人物,14由此可见，他对理学持一种广义的看法，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算作理学家。范仲淹和庆历新政不但不能担任其咎，恰恰相反，‘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丰、元祐之法不变。

尤其是宋学的核心内容道德性命之学,就是由王安石所开创的。指出王安石思想前后的变化，如实地说明了王安石也曾经是儒学复兴的时代氛围中的一分子，也深受儒学传统的影响，这样在王安石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之间加以区别，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王安石以及北宋中期儒学发展的复杂情景。

相比之下，他认为吕中《宋大事记讲义》的评论比较切合实际，吕中说： 自范文正天章阁一疏不尽行，所以激而为熙宁之急政。二程整顿介甫之学的主要方法便是更加强调王霸、义利之辨，这样就使北宋以来的明体达用之学逐渐向着更加重视内圣的方向发展了。